【巴瑟畢特】

事實上，這個問題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。尤其是台灣主體意識不斷的成長....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的8年，台灣主體意識是快速的成長，而且在台灣是穩定的成長。目前在台灣已經是主流的思考。

我們必須在一個成長的台灣意識當中，來看「中華民國」這個問題。

我們在前階段看中華民國問題的時候....中華民國，究竟帶給我們這個社會甚麼衝擊？

它是一個流亡政府，在台灣進行統治。那麼，在台灣統治的這幾十年來，我們看到了一個現象，也就是所謂威權的統治跟中國性的合體。換句話說，因為「中華民國在台灣」的統治，我們看到了兩件事情變成一件事情。也就是這種威權體制跟中國性。

這個中國性，是中國的思考、中國的文化甚至是中國的語言，在台灣都變成強勢的文化、強勢的語言。

這種情況之下，我們在民主剛開始發展的時候，我們反抗的是威權體制。但是在反抗威權體制的時候，我們也因為威權體制跟中華民國的聯結，過度到中國性的問題，使得整個社會對於中國性產生了對抗的心理。

在中華民國統治的期間，沒有錯，這種中國的文化、中國的語言，還有很多的中國的思考，在我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，曾經....到現在還有一定程度是一個「強勢的存在」。

可是我們現在也看到一個趨勢。就是說在台灣主體意識成長的過程中，還有再加上台灣民主的發展，我們發現這個中國性跟台灣性..或說是台灣主體意識，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微妙的相對關係。

在以前，我們因為看到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關係，中國性好像是主體，台灣性好像是客體。在今天台灣主體意識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們隱然看到主客是要易位的情況。

那麼，在這主客易位的關鍵時刻，其實我們要去處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。如果這個深層的問題沒有解決的話，台灣會變成另外一種中國性跟台灣性的對抗。

前一階段，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性宰制台灣的狀況。下一個階段，如果我們沒有去處理那個深層的問題，我們下一個階段，可能是另一種倒過來的對抗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我們沒有處理好我們族群的關係，我們沒有去認真的面對外省族群在台灣本土化的經驗、感情跟認同的話，那麼在下一個階段，當這個主客易位的時候，我們可能將面臨下一個階段的對抗和社會對立的問題，那...我們就更不能心平氣和地來看，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未來政治發展上，它所應該被定位的意義在哪裡。

其實民主進步黨也看到了這個問題。

在2004年....事實上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完成之後，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，在台灣主體意識高漲的情況下，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和本土的支持者充滿著自信。

在那個自信的時刻，我們做了一個2004族群多元、國家一體的決議文。這個決議文在後來的幾年，沒有被拿出來再一次的強調。主要是因為在2004年以後，民進黨的執政面臨比較困難的情境。

我在這裡，必須要在我們民進黨再起的過程中，當我們的本土的支持者再度恢復信心的時候，我們再來看看2004年的這個族群多元、國家一體決議文。其實它有它深刻的意義。

尤其它在這裡講...這個決議文具體定義了我們多元文化、憲政民主體制的價值和追求。我們也表達了對所謂外省族群歷史經驗的理解、尊重跟肯定。

這使得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，也就是讓戰後以來在台灣演化的中國性，得以跟台灣性做一個調和，而成為一種動態的新台灣性的形成。

2004年這個決議文的論述形成的工程，其實是值得我們民進黨在跟本土支持者，再一次的檢視它，然後來開拓它。

如果在我們鞏固、深化民主的精神當中，在台灣的外省族群，對中國的想像、情感和認同，如果不能被理解、尊重跟接納，甚至於是被負面跟汙名化，持續被當成應該去除的干擾或是雜質的時候，我們將難以在這樣排斥性的台灣想像中，他們很難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。

所以，我們面對這個主客易位的關鍵時刻，我們必須先要更深層的去思考、面對在台灣的外省族群、他們對中國的想像，以及他們在台灣安身立命5,60年的所謂在地化的經驗。

如果我們在60年來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這種宰制性，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思考裡面慢慢地去除，用我們的民主社會的基礎，來做一個思考的開始。

把中國性回歸成一種人文的價值，而且回歸它原始的...它是一個客體的地位，而不是主體的地位的時候，我們更能夠平心靜氣地、更冷靜地，而且能夠更深層地去思考，我們在共同往前走的這條路上，我們怎麼去建構一個共同的國家，跟一個共同的、新的台灣。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非常非常沉重，也是非常重要的責任。

我們也非常感謝台灣教授協會，可以在這個關鍵的時刻，舉辦這個研討會，讓很多不同的學者再加上以不同的面向，來檢視「中華民國」的這個問題。

我相信台灣主體性的繼續成長跟茁壯，以及深化....以及它的包容性，將會使得我們在下一個階段，在面對「中華民國」這個客體的時候，我們能夠更冷靜地來觀察、定位它。也是我們在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過程中，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工作。謝謝！